在协和幼师的创校史诗中，首任校长安毓明无疑是一个灵魂人物。相较于创办人夏咏美的宏观擘画，她更像一位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园丁。在1916至1937年的二十余年间，主导了一场深刻的教育实验：不仅将西方现代幼教的系统理念引入福州，更以持续的“调适”智慧，将其成功植入闽都文化土壤，为协和幼师奠定了“科学化幼教、专业化幼师、实践性培养”的基础。
安毓明肖像（Bertha H. Allen, 1889-1982）
一、协和之基，在差异中寻求共识
协和幼师的独特基因，在于其创生的“协和”（Union）模式——由美部会、美以美会与英国圣公会三差会联合办学。安毓明作为首任校长，其核心挑战与成就，便是将这一跨组织的合作蓝图，转化为稳定运行的日常秩序。
她不仅处理行政与教学事务，更需微妙地平衡各方差异。1919年，她在办学报告中以轻松的笔触触及了一个敏感话题：联合礼拜时，因各差会主祷文译本略有不同，大家“都有意地回避一些句子以保持一致性”。这一细节揭示了安毓明工作的本质：“协和”并非不存在差异，而是在尊重前提下寻求共识与协作，这种多元包容的“协和”原则同样适用于中西文化的碰撞。
1929年，安毓明（左）等教职工与协师毕业生合影
二、专业之立，构建科学幼教体系
面对1919年“政治大动荡”与缩减到“13名在园幼儿”的困境，安毓明的坚守源于其清晰的教育使命：在中国系统建立专业的幼师培养体系。她凭借波莫纳学院与洛杉矶州立师范大学的学术背景，为学校构建了完整的课程矩阵。
其1919年报告显示，6名师范生的课程贯穿终日，从宗教故事、国文，到体育、手工、自然研究，再至福禄贝尔生平、儿童研究、游戏理论等专业科目。她几乎完整移植了当时洛杉矶幼师训练的课程模板，确立了幼教成为一门需要科学理论与系统方法支撑的专业领域。
她所确立的“课堂学理论-附园习实操”双轨模式，构成了理论指导实践、实践反馈理论的闭环，极具前瞻性。1925年，她在《儿童之家》撰文明确：“在我们所有在中国开展的事业中，我们认为幼稚园事业最具前景，无疑也是最令人愉悦的事业。” 她坚持“至少完成两年高中教育”的招生标准与两年制课程，以此将幼师职业从传统的“保姆”形象中剥离，塑造为现代专业人才。
1935年7月，安毓明（右）在鼓岭
三、落地之智，教育理念的本土扎根
安毓明深知，先进的理念必须经过“调适”，才能在异质文化中真正扎根。她主导的调适是多维度的：
语言的调适。她坦陈自己语言学习的窘境：“她们（学生）非常耐心面对我的语言匮乏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手势和滑稽的错误。” 她羡慕能流利使用福州话的同事莱西小姐。这种对语言隔阂的清醒认知，是打破文化壁垒的第一步，驱使教学从单向灌输转向寻求有效沟通。
教学内容的调适。她系统性地推动采集福州童谣、吸纳本地游戏进入课程。在历年办学报告中可以看到，她带孩子们种植本地花卉蔬菜，将自然教育融入乡土生活；更创造性采用游戏卡片进行汉字启蒙，以回应当时家长对识字的迫切需求。此举实现了西方活动教学法与中国传统教育诉求的巧妙结合。
家校连接的调适。她推动教师每周家访、每月举办“母亲会”，使幼稚园的教育影响力不再局限于校园之内，而是通过孩童渗透至街坊邻里之间。她观察到：“孩子们回到家里，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在幼稚园所学所做的”，而母亲则“似乎和他们的孩子一样沉醉在故事里”。教育，正以此为契机，悄然改变着家庭与周遭的社会生活。
从引入福禄贝尔“恩物”到利用“本地竹材”创作教具，安毓明时代的协和幼师，成功跨越了从机械“移植”到初步“调适”的关键阶段。
结语
安毓明恰如一位深谙农事的园丁。不仅引入了现代幼教的优良“种子”，更致力于研究福州本地的“水土”——从语言、童谣到社区结构，通过持续的“调适”为之“松土施肥”。她的工作，在技术层面实现了西方幼教内核与本土文化形式的兼容，为协和幼师留下了专业与开放的基因。当然，安毓明时代的“调适”仍有其历史边界，更深层次的教育主权、文化主体性与办学模式的根本性转型，则需留待陈维华、黄世明等一代本土教师去实现。安毓明所完成的，是在旧邦之上，为新命的诞生，垦植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园地。